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本文是春秋和战国时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春秋和战国时期历史背景
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
从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雒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持续了5个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从鲁初税亩起，至秦商鞅变法，“裂井田，开阡陌”，表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周王室东迁以后，失去了控制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公元前5世纪中叶，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了七雄并立局面，大国争霸进而演变为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社会的动荡中，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在加速。随着战争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日趋解体。奴隶主贵族日益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春秋末年，学在官府的格局被冲破了。孔丘“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形成私人办学的风气。至战国时期，士人成为较为稳固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为政治思想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春秋和战国时期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
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法家是战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导变法，发展耕战事业,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法、术、势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韩非，其中商鞅重视法治，申不害偏重于君主对于权术的运用，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晚于他们的韩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春秋和战国时期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恶、法古师令，以及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
君本与民本思想的争论 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理论。但是，它们对于君主、民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等级结构的根本保证。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伦理政治。法家主张实行法治。他们认为法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最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他们还强调“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原则。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罚，靠暴力治国，他们信奉的是“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政治哲学。他们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法治原则，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他们所倡导的法治原则和他们所倡导的君主独裁原则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所提倡的法治，实际上是强权政治。道家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一方面认为圣人治天下就是乱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政治，使臣民无知无欲，安于被统治的地位。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论
人性问题是春秋战国思想家论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孟轲认为人性善，它根源于“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孟子·尽心上》)的良知良能。人性善体现为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四端，任何人在性善这一点上没有差别。荀况认为人性恶，其根源在于与生俱来的利欲之心，必须通过礼的约束和教化使人性得到矫正。法家的人性论与荀况相近，其基本观点是人性好利，但认为人的本性无需改造，应该因势利导,使之与富国强兵的政策统一起来,利用人民好利的心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操名利之柄”(《商君书·算地》)以致功。从人性好利的认识出发,法家认为,仁义忠信、道德教化对于治国没有任何作用,治国不二法门。道家对人性的看法不拘于善恶,他们把自然视为人的本性。《老子》中曾将人性归结为朴，这种认识为战国时期的庄周继承下来。庄周认为“善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
善和恶都是对人性的破坏，主张缮性、达生，在政治上则主张顺性自然、无为。
师古与师今的争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前进已成为时代潮流，许多诸侯国都进行了改革。但是，一些腐儒却泥古不化，向往所谓尧舜禹汤文武之政。秦孝公时的杜挚就以法古为由反对商鞅的变法，他指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商君书·更法》)。商鞅则认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同前)。这种争论，在战国末年、秦王朝初建时再度展开。秦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反对郡县制，也曾把师古作为理论依据,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则反对他的看法,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